2026年6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金融监管总局”)党委扩大会议强调,金融监管总局系统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与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结合,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监管高质量发展。此前于6月5日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更指出,要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
同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54号文”),针对各种乱象措辞严厉,“禁止”“坚持制止”和“严厉打击”字眼频现,如”县级政府原则上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和“坚决制止滥设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等,并建立健全“吹哨人”制度,强调守住金融安全底线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也强调:将加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日,金融监管总局还出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强调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框架。
以防风险为主调的监管信号密集释放背后,是一系列亟待回应的深层命题:全球格局分化之下,各国金融风险防控路径为何差异悬殊?哪种模式更有实效?中国数十年从未爆发系统性和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为何仍一再强调要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三大风险相互缠绕,化解优先级如何排序?国内传统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政府股权投资能否接续地方发展资金需求?
王擎: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没有发生的是显性金融危机,即传统意义上以GDP损失比例为代表的核心金融指标大幅下滑为判定标准的危机,但隐性的金融风险始终存在,它体现为经济运行对均衡状态的偏离。政府通过政策手段维持了指标的数值稳定,但各部门结构的扭曲会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造成隐患。这本质上就是潜在的金融风险,即隐性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出清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都尚需时日,旧模式积累的风险尚未完全化解,新的风险点又不断涌现。
王擎:除了内部隐性金融风险,国际上外部冲击和威胁也在持续加剧。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必然面临与守成国(指在国际体系现状中占据主导位置、拥有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并极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规则和权力结构的大国)的全方位博弈。这种博弈从贸易、科技延伸至金融领域;叠加地缘政治冲突的不确定性,这种博弈会通过多个渠道(如能源、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渠道)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王擎:西南财经大学(下称“西南财大”)对金融安全的研究起步很早。2012年,西南财大联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银监会)和审计署共同成立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起,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每年发布《中国金融安全报告》和中国金融安全指数,从未间断。2018年前后,金融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又增加了月度报告,并披露月度风险指数。月度报告主要是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各细分市场的风险进行持续监控与预警。
整体上,我们形成了专著、年度报告、指数、教材和学术论坛全链条的研究布局。
从发展角度来看,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成本增加和需求减少会同时发生,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而增速一旦下降,很多潜在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从全球经济态势的角度观察,当前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产业革命正处于前后交替时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产业方兴未艾,但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还有待检验,传统产业的转型带动全球经济的颓势可能招致更多的地缘政治冲突,逆全球化思潮让各国之间的贸易和福利受损,大国之间博弈加剧,在贸易战、科技战的基础上甚至可能触发金融战,维护金融安全成为我们不得不坚守的底线。
王擎:从指数走势来看,中国的金融自主权指数这些年总体稳步上升,货币政策自主权持续增强,但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等领域仍有提升空间;国内金融稳健性则随经济周期有所波动,当前还处在风险逐步化解的阶段。
王擎:此项分类以各国维系金融安全的综合能力为核心依据。这套分类方法客观展现了各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差异。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元为核心,美国是中心国,凭借美元霸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跟随国是受中心国影响较大的群体,这种影响有主动也有被动,内部差异很大。比如英国,金融体系与美国高度趋同,客观上易受美国政策传导,尽管政治上有一定独立性,但仍可归为跟随国;日本则是被动跟随的典型,政治层面受美国约束更强,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能力更弱。
独立国则拥有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和金融话语权,受中心国影响较小;对立国则与中心国矛盾尖锐,常面临金融打压与制裁。
王擎: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实现本国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但因所处地位不同,发力方向差异显著。
独立国的核心任务是逐步扩大金融自主权,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就有建设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发行数字人民币等。
王擎:站在中国的视角,坚持独立的金融发展道路、稳步提升金融自主权和追求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多元化是应有的也是必然的选择。
南方周末:可以说,独立发展的前提下,择优借鉴,才是最优路径。近年来,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数据安全与数字化监管。《大国金融安全》亦提及,金融数字化监管可借鉴英国监管沙盒、美国穿透式监管经验。如何落地?
监管沙盒则是针对前沿创新的“包容性监管”,在有限范围、有限时间内放宽监管要求,观察创新的风险特征后再制定针对性规则。中国对P2P(点对点网络贷款)、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的监管,都经历了“先观察,后规范”的过程,本质就是监管沙盒的中国实践。当前,数据资产交易、AI(人工智能)金融应用等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应在发展中逐步完善规则。
王擎:这种手段无可厚非。AI既是金融创新的工具,也是金融监管的手段,其大数据处理和实时分析能力,能够大幅提升监管的时效性和精准性。但监管的核心始终是明确边界。当金融创新导致市场显著不公或产生强外部性时,监管必须及时出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频量化交易。
王擎:房地产风险从2021年开始逐步释放,目前已处于底部企稳阶段,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已出现好转迹象。但房地产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行业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需要以时间换空间,推动行业软着陆,为经济转型托底。
政府主导的股权投资,核心价值在于产业培育和产业链打造。政府投资首要目标都不是短期变现,而是通过国有资本引导营造产业生态,改善地方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入驻,最终通过产业发展带动税收增长和就业提升。这种模式是“有为政府”与“市场无形的手”相结合的创新工具,总体值得肯定。
当然,政府股权投资也存在风险。融资端可能出现“明股实债”、信贷资金过度介入和影子银行嵌套等问题,导致期限错配;投资端可能因行政干预过强出现非市场化决策,拉低投资效率;退出端则面临渠道不畅、市场化退出机制不完善等挑战。54号文的核心不是限制政府投资基金,而是规范其发展,重点整治区县以下层级过多过滥的小型基金,避免盲目扩张和资金浪费。
换个视角来看,这类政府投入核心落脚于产业培育与全产业链体系搭建,若仅以短期财政收益衡量其价值,难免失之偏颇。地方布局科创产业,看重的是长期产业红利,浙江培育的“杭州六小龙”科创集群就是典型代表。这类龙头企业即便后续发展成熟、创造产业收益,短期内也难以给地方财政带来直接现金流回报。在我看来,地方政府开展相关投资的核心目标,是搭建完善的科创产业生态、优化区域营商环境,进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地集聚。
除了各地政府主导下的股权投资,六大国有行和三家股份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正以新面孔快速出现在股权投资领域。但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银行即使是通过AIC对科技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相关敞口也将面临250%—1250%的风险权重。有观点建议参照巴塞尔协议Ⅲ中的条款,降低银行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以支持科技金融发展。从金融安全角度看,这一建议是否可行?
我认为,可以在审慎框架下,适当提高对科技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允许银行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能力,有限度地调整相关资产的风险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