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随着美伊冲突的演进,无论是股市、大宗商品、汇市还是债市均受到该事件的扰动,市场波动性放大。未来市场如何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如何演进,但我们建议,与其关注不确定性,不如把握其中的确定性:当前债券市场的投资机会是我们认为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投资机会之一。
确定性一:油价上升带来的通胀预期定价过度。3月以来,债券市场计入了一定的通胀预期,而我们认为这一定价大概率是过度的。首先,“通胀=加息”逻辑可能并不成立,在我国央行的多元目标制下,仅通胀一项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不高。其次,面对油价上升直接带来的供给冲击,货币政策效用可能偏低。相反,我们认为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仍需进一步放松,以提振经济增长。
确定性二:大类资产波动率上升带来的债市配置需求的提升。在全球资产大幅波动的背景下,一方面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可能趋于下降,另一方面波动率抬升也可能从投资者风险控制(VaR等)角度降低投资者对相关风险资产的仓位头寸,从而推动投资者边际上将更高的仓位向债券类资产做配置。我们认为,对于险资而言,无论是从总量增长的角度还是结构上从权益和存款向债券分流的角度,都将推升险资对债券的需求,基金和理财在权益和商品市场大幅波动下也有望提升安全资产的配置。
确定性三:结汇需求的持续释放会推升银行负债端的扩张。去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了企业的大量结汇和银行存款的增加,从而形成了更高的存贷差和债市配置需求。在这一轮美伊冲突的过程中,在大类资产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市场急需抛售各类资产换取流动性,推动美元走强。而在强美元的情况下,可以看到人民币汇率依旧表现出一定韧性。展望来看,我们预计全球资金未来继续流入人民币资产可能是大概率事件,从而继续推动结汇需求和银行人民币存款的增加。
确定性四:债券供给相较于去年可能有一定的减少。首先,企业结汇带来存款充裕的情况下,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可能会维持偏低水平;其次,政府债券净增量尤其是长期限政府债净增量可能较去年出现同比回落;此外,信用债今年的供给可能也偏低。
确定性五:油价冲击带来全球“滞”风险提升,叠加春节效应的负向影响可能逐步显现。一方面,石油价格大幅抬升会冲击终端生产和消费,从而造成全球经济活动总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数据的春节效应的负向影响可能也会在后续的经济数据中体现。随着冲突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后续相关数据的落地可能会使市场注意力从“胀”转移到“滞”的上面来。
确定性六:做多长债的赔率回到了历史高位。长债经历了一年多的调整,叠加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推动短端利率下行,使得目前做多长债的赔率已经不低。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交易型机构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固收+领域,目前长债仓位可能偏低,交易型空头的力量也有所累积,配置型机构在过去1年对长债配置力度偏弱,我们认为上述因素来到今年可能都将出现反转。近日来长债对于利空因素的反应也在钝化,也侧面说明了多空力量的均衡可能正在发生转变。
因此,结合上述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在当前风险事件持续演进的不确定性环境下,做多债券尤其是长债可能是胜率较高、且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投资机会。
3月以来,随着美伊冲突的演进,无论是股市、大宗商品、汇市还是债市均受到该事件的扰动,市场波动性放大。未来市场如何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冲突如何演进。考虑到当前伊朗局势前景不甚明朗,不确定性风险仍偏高,我们建议与其关注不确定性,不如把握潜在的确定性。当前,债券市场的投资机会是我们认为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投资机会之一。
3月初以来,油价大涨、黄金和权益市场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债券市场的表现则看似混乱:短端利率持续下行,但长端利率上行,长端和短端走势分化(图1)。如果拆解来看,长端利率的上升主要受到通胀风险溢价上升的推动(图2),使得即便是在股市下跌、风险偏好回落的情况下,利率仍持续上升。截至目前,30年国债利率中计入了约20bp的长期利率中枢上移的预期。而利率衍生品市场中也能看到市场定价年内货币市场利率中枢的上升(图3)。而我们认为当前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定价大概率是过度的。理由如下:
备注:风险偏好因素带来的利率变化是用历史股债相关系数估算;剩余的利率变动因素则被定义为通胀风险溢价因素
首先,投资者的一个误区在于“通胀=加息”。这是一个“想当然”的逻辑,因为海外市场经验似乎就是如此。上周的超级央行周中,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央行的确纷纷释放信号,市场隐含的美联储降息时点已经大幅推迟至2027年下半年,欧央行和英格兰央行的降息预期也逆转为加息预期。美债、欧债和英国国债利率也纷纷上行。但这个逻辑应用到我国要格外小心,原因不难理解:海外主要央行的目标较为单一,或是单一通胀目标制(欧央行),或是就业和通胀双目标制(美联储、澳大利亚央行等),通胀稳定在央行目标中权重往往比较高,因此货币政策的反映对于通胀比较敏感。可以看到,通胀目标权重越高的央行,其对通胀的反应越敏感(比如欧央行是单一通胀目标制,本次油价冲击使得降息预期直接逆转为加息预期;而美联储是双目标制,还需要考虑就业的情况,降息预期则仅为推迟,尚未大幅逆转)。而我国央行是多目标制,目标除了物价稳定,至少还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近年来还包括金融稳定等。因此通胀稳定在目标中的权重相较单一或者双目标制央行是更低的,也就意味着面对同样的通胀情况,我国央行更可能采取“缩减原则”去“忽视”通胀冲击。
其次,面对油价上升直接带来的供给冲击,货币政策是无能为力的,当且仅当通胀引发“二次效应”时,即油价上升引发非能源商品、服务和工资等核心价格上升时,才需要做出反应,以防通胀预期失控。很显然,二次效应的强弱,不仅受到一次效应,即油价持续上升持续时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很大程度上与当前的通胀状态和通胀预期、劳动力市场状态相关。当前我国处于通胀仍低于目标通胀的状态中,通胀和通胀预期的回升本就是政策努力的方向,劳动力市场当前的状态也仍然处于偏弱运行的状态(图4),因此二次效应的出现,或者说二次效应需要政策去应对的门槛,应该是高于当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当前通胀水平仍高于政策目标值)。
因此,考虑到内生动能的不足,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央行或会延续积极放松的货币政策取向,配合财政发力,以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并借此机会将输入型通胀转化为有需求支撑的温和再通胀。近期长端利率因通胀预期提升而定价计入的加息预期,我们认为大概率是过度定价,后续来看,这部分的过度定价有望被修正,从量的角度来看,那就意味着超长端利率至少20bps的修复空间。
年初尤其是美以伊冲突发生以来,全球风险资产均出现大幅波动,包括A股、港股、商品等风险资产波动放大,并且随着中东战事焦灼,投资者也普遍预期本次冲突可能将持续较长时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可能趋于下降,另一方面波动率的抬升也可能从投资者风险控制(VaR等)角度降低投资者对相关风险资产的仓位头寸,从而推动投资者边际上将更高的仓位向债券类资产做配置。波动率短期上升的影响,从风控的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其对于投资者投资风险资产仓位的影响将会是持久的,持续时间具体取决于投资者的风控模型的选择。这就意味着短期资产波动率的上升会导致投资者在一段时间内都需要将风险资产的总仓位降低下来。
具体来看,波动率的短期上升会导致估算的收益率VaR的抬升(VaR收益率=μ+zα·σ),而风控要控制在险价值VaR在风控限额之内,因此投资者只能降低仓位(在险价值VaR(金额)=W(仓位)*exp(-VaR收益率))。通常,投资者的风控有两类模型,一类是历史VaR方法,一类是参数估计VaR方法,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需要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信息来估计波动率,这就会导致短期市场波动对波动率估算值的影响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从而导致总仓位在这段时间内都需要有所下降。例如,投资者如果用历史法,基于过去一年的VaR金额数据来做风控,那么一旦出现单日的大幅下跌,那么未来一年时间内的总仓位都会受到这一天的大幅下跌带来的VaR值的提升的影响。对于可以做大类资产配置的专业型投资者,风险资产波动率的上升导致风险资产仓位需要控制,资金就会转向低风险资产,保险资金、部分理财资金、部分混合型公募基金、部分私募基金等可以做多资产的资金都有类似的逻辑。
对于保险资金这样的典型的大类资产配置型机构,我们认为其负债端或仍保持高速增长,同时资产端或提升债券的仓位,从而从总量和结构上均推动保险基金对债市的配置需求。从总量的角度看,保险的负债端可能维持高增态势:中金非银组认为随着保险公司新业务延续快速增长、加速拥抱“存款搬家”和“健康险新时代”的到来,保险行业可能会迎来“黄金发展期”。从结构的角度来看,随着监管部门持续着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2025年以来保险公司权益类投资出现较大增长(图5),不过整体来看,除少数时期外,保险公司对权益资产的投资主要还是与股市表现有关。考虑到保险公司更加偏好稳定性较高的大盘蓝筹股,我们以蓝筹股指数为例,可以发现在样本期内,除2025Q1外,保险公司的权益投资整体与蓝筹股指数高度相关,仅2025年一季度在股指表现偏弱的背景下出现了显著背离(图6),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2025年1月证监会等六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等政策。在政策推动下,保险公司普遍在2025年提升了股票的仓位。后续来看,随着权益资产价格回调且波动率抬升,尽管长期维度下险资入市仍然有较大空间,但考虑到中短期内保险机构对权益资产的态度可能更为谨慎,且风控角度也可能要求降低权益仓位,从而推动资产更多配置向债券等低风险资产。此外,保险公司持有的定期存款可能也会呈现出向债券转化的趋势。2022年是保险大幅增持定期存款的时期,主要是因为当时债券收益率(以3Y AA+ 企业债收益率为例)走低而存款利率(以3Y国股行大额存单利率均值为例)保持相对刚性,使得后者收益率高于前者(图7),推动保险增持银行存款。而2025年-2026年可能是大量保险定期存款到期的时期,而在当前存款利率相较债券已不再有吸引力的情况下,随着保险公司此前持有的期限较长、利率偏高的银行存款到期(图8),可能会有相当比例的定期存款再配置时向债券分流。综合而言,我们认为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结构来看,保险收入增加、权益和银行存款配置意愿回落均将促进险资的债券配置需求进一步抬升。
非银机构方面,基金和理财在权益和商品市场大幅波动下也有望提升债券的配置。道理与保险类似,因为权益和商品市场的波动率增加,相应的VaR值的调整会导致后续相关资产配置仓位的下降,从而推动资金向债券类资产再配置。从ETF份额变化可以看到,美伊冲突以来,有色类、固收+类ETF被赎回,以及长久期利率ETF被赎回,资金除了回到受油价上升利好的化工板块以外,更多还是回到安全性较强的低风险资产,如货币类和信用债ETF(图9)。
在这一轮美伊冲突的过程中,在大类资产大幅波动的情况下,市场急需抛售各类资产换取流动性,从而推动美元走强。而在强美元的情况下,可以看到人民币汇率表现出一定韧性,在美元指数从2月末的97.6附近持续上升至100附近的过程中,人民币始终保持在6.9附近横盘震荡,推动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从98.6附近快速上升至100以上。人民币的强韧性背后也反应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全球流动性冲击过后,我们预计全球资金未来继续流入人民币资产可能是大概率事件,从而继续推动结汇需求和银行人民币存款的增加。
去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了企业的大量结汇和银行存款的增加,从而形成了更高的存贷差和债市配置需求。从去年4月以来,可以看到银行存款增速重新高于贷款增速的现象,存贷差增速不断抬升(图10),在今年1月上升至了3.76%的高点。一方面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抬升下,企业的结汇意愿有所抬升,企业将此前留存的美元存款逐步结汇为人民币,银行代客净结汇与银行企业活期存款同步走高(图11),这带动了银行存款增速以及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回升,今年2月银行存款增速达到8.84%,高于6.2%的贷款增速,M2同比增速则达到9%的水平。而今年随着地缘政治格局波动正推动着美国传统主导体系的边际弱化,也加速推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叠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人民币在国际计价和支付领域的重要性可能进一步提升,有助于推升人民币需求,为人民币长期升值提供一定基础。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信贷需求仍然呈现偏弱的格局,虽然企业信贷在政策工具前置的带动下有所回升,但居民端在收入和就业预期不高的背景下,加杠杆意愿仍然不足,整体信贷增速延续回落。银行负债端不断扩张,而信贷增速偏慢,叠加货币政策延续宽松下,银行可用资金持续充裕,为债券需求提供了支撑,去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多数时间为全市场主要债券增持机构,广义基金、境外机构等受到同业存单规模下降以及权益市场表现较好的影响,连续大幅减持债券,而商业银行单月增持占全市场比例一度连续超过100%(图12),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对于政府债券供给的被动增持,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负债端资金充裕带来的配置需求。未来,我们预计人民币仍然处于升值通道,叠加企业结汇需求仍有一定释放空间,因此我们认为银行负债端继续高速增长仍然是大概率事件,从而为债券需求提供强支撑。
从债券供给端来看,我们预计今年债券供给整体压力可能较去年有所减少。首先,企业结汇带来存款充裕的情况下,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可能会维持偏低水平。去年下半年以来同业存单规模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图13),这也是导致近期债券供给压力放缓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人民币逐步转向升值通道,特别是去年末和今年年初的阶段,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并突破6.9的点位,叠加季节性影响,去年12月以来银行净结汇额连续创季节性高点(图14),企业结汇需求的快速释放带来了银行活期存款规模的增加,伴随银行负债端扩张,银行主动负债需求减弱,表现为同业存单净增量持续为负,同业存单存续规模持续下滑。其次,政府债券净增量尤其是长期限政府债净增量可能较去年出现同比回落。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给出的财政定调来看,今年新增政府债务11.89万亿元,较去年小幅抬升300亿元,新增地方债务限额5.2万亿元,与去年持平,若考虑2024年下达的6万亿元化债地方转向债限额中今年仍有2万亿元可待使用,目前今年政府债务可用限额可能在13.89万亿元附近,我们预计今年政府债券净增量或在13.3-13.9万亿元附近,不排除今年政府债券净增量可能小幅低于去年的水平,其中特别国债、专项地方债和地方债结存限额等偏长期债券的净增量同样出现回落(图15)。因此我们认为今年整体政府债券和长期政府债券大概率不会造成过大的供给冲击。从目前的政府债券供给来看,截至2026年3月26日,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净增量低于去年同期(图16)。此外,信用债今年的供给可能也偏低。今年信用金融债以及ABS债券供给目前来看也已经出现了一定回落趋势。ABS连续两个月净增为负,3月小幅转正。而信用金融债净增量也在2月由正转负,3月降幅扩大。整体来看,同业存单规模回落,利率债、信用债以及ABS等债券年初以来净增量边际回落,今年债券整体供给出现了小幅回落的趋势(图17)。结合今年政府债券供给可能小幅低于去年的预期,我们认为今年债券供给整体供给可能较去年有一定的减少。
确定性五:油价冲击带来全球“滞”风险提升,叠加春节效应的负向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
今年前2个月的经济数据较为亮眼,而后续来看,一方面油价上升推升全球“滞”的风险提升,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数据的春节效应可能负向影响会显现,我们预计经济数据可能会重新走弱。
一方面,由于本次油价大幅抬升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是财富在产油国和非产油国之间的重新分配,还由于产油国的减产造成了真实的经济损失:主要产油国包括伊拉克[1]、科威特[2]、卡塔尔[3]、阿联酋[4]等已出现大规模的被动减产和停产,全球原油生产供应显著收缩。石油供给的显著下降比突发事件带来的油价上涨相比,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得多,因为石油供给下降带来的短缺,很难找到有效和可替代的能源完全替代,会直接冲击终端生产和消费,造成经济活动总量的下降。短期从市场对本次油价上升的反应来看,现阶段市场定价的更多还是风险溢价的增加,而尚未将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也就是“滞”的影响定价进来。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认为石油减产带来的需求收缩风险或将更多地体现在全球经济数据上,进而使得市场交易的重点从“涨”转向“滞”,重回衰退交易的主线。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数据的春节效应的负向影响可能也会在后续的经济数据中体现。前两月国内经济运行超预期改善,不过我们认为可能更多地还是由春节错位的因素所贡献,因此可能导致3月的数据低于预期。具体而言,1-2月内需和外需的数据历史上受春节的早晚影响较为显著。我们将春节前第15天至春节后第23天定义为“春运”时期,并计算历年春运落在1-2月内的天数(下称“天数差”),用以反映历年前两个月生产活动强度(前两个月内涉及的春运天数越少,则生产活动越多,反之亦然)。外需方面,该天数之差与“历年前两个月出口增速较上年增速变动”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反映随着春节较上年更晚、春运对1~2月影响更小,平均来看出动的同比增速会抬升。同时,该天数之差与“历年前3个月出口增速较前2个月增速变动”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随着“春运”(相比上年)更多地影响3月,相应地可能就会使得3月数据出现一定的回落(图18)。内需方面,针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等生产类指标也跟春节的位置也有同样类似的相关关系。因此,春节因素的正向影响推升1-2月经济数据之后,在3月数据上负向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显现,我们预计3月份的内需和外需数据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落。
注:为方便呈现,上图中忽略了因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因素影响而过于极端的2009年、2010年和2021年三个样本点,加上这三个样本点不改变结论
此外,今年财政因素和税收因素可能也会同样呈现出前高后低的特点:财政靠前发力可能意味着后续支出面临一定的减弱风险。“光伏退税”政策取消引发“抢出口”效应,相关出口可能也是前高后低。因此,虽然短期内投资者可能主要聚焦于“胀”本身,但随着冲突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我们认为后续相关数据的落地或将使市场注意力转移到“滞”的上面来。
从赔率的角度来看,长债经历了一年多的调整,叠加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推动短端利率下行,使得目前做多长债的赔率已经不低。目前30年国债和10年国债的利差,以及30年国债和1年存单的利差,已经分别达到53bp和81bp,分别来到了2014年以来历史59%分位数和89%分位数(图19)。而且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长债的赚钱效应太差,交易型机构已经逐渐抛弃了长债交易,转而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固收+领域,目前交易型多头的仓位是比较低的。而与此同时,交易型空头的力量仍然在持续累积,今年以来券商对长债的抛售力度和债券借贷量都在增加。此外,配置型机构在过去一年里对长债的配置力量也是偏弱的,银行受制于利率风险指标的限制,一级市场上承接的长债需要在二级市场上尽可能出掉;而保险由于权益仓位需要打满30%从而在大类资产配置上对债券配置也是偏少的。我们认为这些因素来到今年也都会发生逆转,银行的利率风险指标有所放松,保险的权益仓位今年大概率也难以增加,因此做多的配置盘的力量总体也在增强。近日来长债对于利空因素的反应也在钝化,也侧面说明了多空力量的均衡可能正在发生转变。
因此,结合上述的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在当前风险事件持续演进的不确定性环境下,做多债券尤其是长债可能是胜率较高、且具有一定确定性的投资机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